以财政预算法治化控公务消费

以财政预算法治化控公务消费

当前社会各界加强了对“三公消费”的监督，央视、新华社等中央媒体，经常性的暗访转入地下的公款吃喝以及公车私用等问题，再加上李克强总理承诺“三公经费只减不增”，让这场以“厉行勤俭节约”和“过紧日子”为主题的整风，没有出现“三月来，四月走”现象。　　根据各大中央媒体的统计，截至19日零点，已有80多家中央部委在各自网站上公开2013年“三公经费”的使用计划，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79.69亿元，比去年的实际花销减少了1.26亿元。应该说，与往年相比，没有增加就是胜利，何况还削减了不少。　　政府在运行过程中，公务花费是必要的，但要合理，如何判断合理就需要公开，接受人大和纳税人的监督。现在部分“三公消费”是不受约束，规模庞大，不管是公车还是吃喝，都往高端和奢侈方面发展。目前要求“过紧日子”，主要是财政增收放缓，而部分地方政府债务积累太多，而已经没有过度消费支出的财政基础了。　　规范“三公消费”不仅仅是财政分配以及工作作风问题，而是一个法律与制度问题。它不能长期依靠没有约束力的工作纪律、偶然性的暗访，以及并不具体的数据公开来规范，而是要重新确立政府与纳税人、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实现预算民主化、透明化。因此，目前提高“削支”可信度，还需从制度源头上防止滥用公款，避免运动化。　　至于中国“三公消费”的规模，《人民日报》近日调查称，每年“三公消费”达9000亿元的说法并不准确，是一系列相互引用的所谓“内部数据”，而这个内部数据也没有具体来源。可见，对中国三公花费到底多少要进行精确统计，不仅政府要了如指掌，相关信息也应进行精细化公开，避免以讹传讹。　　需要指出的是，“三公经费”和“三公消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财政预算用于“三公”开支的资金，后者则包括财政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考虑到许多地方政府至少有一半的收入来自卖地和收费等预算外，“三公消费”规模远远大于三公经费，再加上企业对政府官员的吃请、养车、出国旅游等，那就更多。这就可以理解，为何“八项规定”出台后，中国消费增速出现明显下滑，而这还主要是减少吃喝所致，足可以看出“三公消费”的庞大。　　“三公花费”在中国已经是老问题，几乎每年两会期间都会被媒体和代表们拿出来热议，但治理起来却成效有限，甚至有越来越严重之势。因此，推进财政预算公开透明化，披露项目精细化，是有效贯彻“八项规定”的重要保证。　　由此可见，如果财政预算透明化，在合理化“三公消费”的同时，也有助于规范其他政府支出，把有限的财政资金使用在刀刃上。同时如果建立一套预算公开和问责制度，将有助于有效贯彻把权力关在制度笼子的目标。此外，合理化三公消费需要对地方政府实现问责，而目前仅仅依靠上级对下级的行政监管还不够，还需要引入第三方力量，而法治可能是目前各方都接受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因此，可以将预算法治化作为合理化三公消费的起点和最重要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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