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邻为壑全球经济又怎能平衡

危机之前,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内的许多学者和官员不断宣称:全球范围的国际收支失衡终将难以维持下去,因此,美国人应学会存钱;而中国人则应学会花钱。换言之,这种失衡的再平衡,必须通过贸易盈余国和贸易赤字国的共同努力来实现。这至少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态度。怎么危机过后,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的觉悟水准不进反退了？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加快,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似已微乎其微。对于一些西方国家来说,G20旗帜下“同舟共济”的誓言声犹在耳,却已成过眼云烟;相反,国家间根深蒂固的经济利益冲突则堂而皇之地浮出了水面。短短几个月间,国际舞台上这戏剧般的一幕,不禁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盈余国,中国毫无悬念地在后经济危机时代被摆上了“祭坛”。美国国会在沉默一年半之后,重弹人民币升值的老调,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是由130名议员联名呼吁奥巴马政府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可谓史无前例,来势汹汹。

不过,这毕竟属于意料之中的事。更有趣的是,地球另外一端的德国,也仅仅因为坚持要求欧盟依照《稳定与增长公约》相应处罚希腊这样的举债过度的成员,便招致西方媒体的猛烈抨击。巧合的是,与中国类似,德国也是一个主要贸易盈余国——根据预测,2010年德国将实现1870亿美元的经常账户盈余,仅次于中国2910亿美元的盈余规模。

大概是基于上述逻辑,《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3月19日凭空创造出了一个“中德国”（Chermany）的名词,将中国和德国这两个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国家硬扯在一起,用以取代“中美国”（Chimerica）概念,并危言耸听地声称中德正在“联手削弱全球经济”,由此将使全球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场“以邻为壑”的战争,并预言“在这场战争中,盈余国家最不可能获胜”。

3月22日,《金融时报》再次发表题为“中德必须更多消费”的社论,重申“世界正面临着一个选择:出口国要么选择扩大消费,通过增长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要么袖手旁观,任由需求崩溃,通过经济停滞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言外之意就是,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必须完全由中国和德国这样的贸易盈余国来单独承担。

不得不说,金融危机过后,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的觉悟水准不进反退了。以中美双边经济关系为例,早在危机之前,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内的许多学者和官员就不断宣称:全球范围内的国际收支失衡终将难以维持下去,因此,美国人应学会存钱;而中国人则应学会花钱。换言之,这种失衡的再平衡,是必须通过贸易盈余国和贸易赤字国的共同努力来实现的。这至少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态度——如果美方愿意履行自身的调整义务,中国当然也乐意积极配合。

从中国方面看,在“学会花钱”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2009年中国提出了“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促民生”的政策基调,在进出口双双急剧下滑的情况下,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显著,对GDP的贡献率超过51%。从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不久前两会等各种场合传达出的政策信号来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内需,特别是大力开拓农村市场将坚定不移地推进下去。

不仅如此,中国已从政策层面认识到,所谓的高储蓄率之谜,背后所隐藏的事实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不断增长,而近年来居民储蓄整体则呈下降趋势。因此,这归根到底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问题。有鉴于此,“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降低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比重,成了2010年两会上的共识和中国当前改革的重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向居民侧重,可以在制度上保证中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在“学会存钱”方面的前景,难以令人乐观。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美国个人储蓄率急剧下滑。2005年1月至2008年8月,美国个人储蓄率基本维持在1%以下,其中2005年8月更出现了－2.7%的负值。尽管联邦基金实际利率高达4%－5%,这一时期却成了美国历史上储蓄水平最低的时代。

金融危机暴发后,美国个人储蓄率一度出现了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快速增长。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统计,到2009年5月已升至6.9%,为过去15年以来最高水平。曾成功预言到次贷危机的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甚至认为,美国个人储蓄率最终将达到10%以上。许多美国人相信,危机教会了美国人储蓄,美国可以靠自身的储蓄为本国投资融资,而无须依赖来自中国的资本。同时,根据开放宏观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储蓄减去投资等于净出口,美国甚至还有可能转而成为一个出口大国,最低限度也足以大大降低来自中国的进口。

然而,事后证明,在各方连下重药之后,此次危机并不如世人料想得那般严重,而美国个人储蓄率的回升也主要应归因于危机中政府大幅减税和增加转移支付带来的短期效应,后劲不足。最新数据显示: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美国居民的储蓄热情显著回落——2010年1月美国个人储蓄率降至3.3%。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人正在重返透支消费的老路。这种必然现象的背后,是经济增长路径依赖、消费信贷便利等多种制度因素作用的结果。

不过,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并非所有国家都像美国这般不可救药。2007年欧盟家庭平均储蓄率超过10.7%,其中瑞士和德国更是高达16%以上。反倒是英国储蓄率止步于2%,大大落后于其他欧盟国家,与美国处境颇为类似。这或许正好解释为何《金融时报》这样一家英国报纸对于高储蓄率和贸易盈余国家如此充满怨念吧。

不可否认,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消费拉动,但这种消费必须是基于真实需要的消费。对于中国而言,进口高科技产品就是一种真实需要,但问题是,欧美国家并不愿意满足这种真实需要;而如果是为消费而进口,并无助于本国居民福利水平的增进,只能造成财富的浪费。美国更应当做的是,向中国出口中国需要的产品;此外,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即通过金融和经济的制度改革切实激励本国居民增加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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